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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固廢法的實施引發的對脫硫技術選擇的思考

2020-09-04

從9月1日起，新修訂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簡稱“新固廢法”）正式施行，加大了對固廢管理不合規的處罰力度，增加了企業的違法成本。 新固廢法完善工業固廢污染防治制度。明確污染者擔責，產廢單位要履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收集、貯存、運輸、利用、處置全過程的污染環境防治責任制度。 新固廢法同時還明確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堅持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原則。增加產廢單位進行清潔生產審核的規定，鼓勵企業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設備，要從源頭上減少固體廢物的產生量和危害性。 在工業超低排放的大背景下，新固廢法的實行無疑對環保技術也提高了要求，現行煙氣脫硫技術成熟穩定的有很多，但脫硫后生成的副產物大多回收利用率低或者無法回收，形成了工業固廢堆積。 比如濕法脫硫中的石灰石-石膏法，脫硫副產物為石膏，而且脫硫后的石膏產量過剩，如不加以綜合利用直接丟棄將對環境產生二次污染。脫硫石膏可用于做水泥凝緩劑，但摻入量只有3%～5%，也可用作石膏板的制造，但成功應用的案例還很少，大多還是堆放處理，總之，利用率低、處理困難是脫硫石膏的現狀。新固廢法的推行，提高了對企業固廢處理的要求，在選擇煙氣治理工藝時，無二次污染、無固廢產出應該成為首要的考慮因素。 對比石灰石-石膏法的弊端，濕法脫硫中的氨法工藝可以完美的避免這些問題，氨法脫硫無廢水廢液產出，其副產物為硫酸銨顆粒，可以用于加工化肥、有機肥、有機復合肥。硫酸銨顆粒可以直接售賣給化工企業，不會產生堆積處理的難題，解決了企業脫硫固廢處理難的困境。在這一領域，明晟環保經過了六代技術研發，成功的企業案例遍布全國給地。 治氣、治水、治理固廢，各個環節都有著緊密的聯系，新法規的完善給我們的啟示是：環境治理的任何領域，都應以“可持續發展”、“綠色循環”為基本原則，治污不應治標不治本，環保企業應深入研發新技術，為生態的和諧發展持續貢獻力量。

環境專家：強化VOCs治理助力打贏藍天保衛戰

2020-08-29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規劃研究所研究員寧淼7日在北京表示，揮發性有機物(VOCs)是形成臭氧的重要前體物，加強VOCs治理成為現階段全國控制臭氧污染的有效途徑。推進對VOCs有效治理，將助力打贏藍天保衛戰。 同日，由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主辦、能源基金會和生態環境部宣傳教育中心支持的“新大氣治理報道重點、新點與難點”研討會以線上方式舉行。寧淼在主題發言時做上述表示。 目前，全國面臨細顆粒物(PM2.5)污染形勢依然嚴峻和臭氧(O3)污染日益凸顯的雙重壓力，特別是在夏季，臭氧已成為導致部分城市空氣質量超標的首要因子。 寧淼表示，“十三五”期間全國空氣治理總體改善，但臭氧污染日益凸顯。目前，臭氧污染嚴重地區主要集中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長三角、汾渭平原和蘇皖魯豫交界地區VOCs排放強度大的地區。6-9月臭氧超標天數占全國70%左右。 據悉，從“十二五”開始，中國陸續開展VOCs治理工作。2017年發布《“十三五”揮發性有機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9年發布《重點行業揮發性有機物綜合治理方案》。2020年是中國打贏藍天保衛戰的決勝之年。日前，生態環境部在印發的《2020年揮發性有機物治理攻堅方案》中提出，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等地將重點攻堅揮發性有機物(VOCs)治理，力爭實現6~9月優良天數提高目標。 在談及相關治理目標和措施時，寧淼認為，在VOCs攻堅治理中，既要堅持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又要做到問題精準、時間精準、區位精準、對象精準和措施清準。治理重點區域著力于石化、化工、工業涂裝、包裝印刷和油品儲運銷行業。重點管控對象包括工業園區、企業集群和重點企業。主要措施包括強化源頭、過程、末端全流程管控，并大理推動低(無)VOCs原輔材料生產和替代。同時，全面加強無組織排放管控，強化精細化管理等。

專家觀點 | 關于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打造綠色發展新動能的幾點思考

2020-08-15

生態環境保護擔負著守護和建設“綠水青山”的歷史重任。實踐表明，生態環境保護實踐對推動綠色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環保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環境保護標準倒逼工業結構升級，總量減排為經濟增長騰出環境承載空間，綠色消費拉動經濟綠色增長，環保產業為經濟綠色增長注入新活力等。當前，受經濟結構、能源結構等影響，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的巨大不確定性，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壓力依然較大，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全面推動經濟綠色轉型尚需付出艱苦努力。為此，必須加強綠色發展標準體系建設，不斷完善環境經濟政策，持續加大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培育壯大生態環保產業，加快綠色技術創新發展，以推動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打造綠色發展新動能。 近年來，我國經濟承受了較大的下行壓力，逐步由中高速增長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所謂“環保過度論”，認為生態環境保護是影響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原因。特別是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啟動以來，個別地方出現了環保“一刀切”問題，由此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生態環境保護是否影響經濟增長的爭論。實踐證明，環?！耙坏肚小爆F象實質上是一些地方政府不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缺乏科學精準、系統整體施策的思維，沒有把生態環境保護作為優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加以落實，在“就環保論環?！睉T性思維引導下的亂作為現象，完全違背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宗旨，嚴重背離了生態環保政策的初衷，極大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黨的十九大以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各項工作取得積極進展，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根本好轉，仍然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要深刻領會和理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內涵，準確把握新時代生態環境保護的歷史方位、戰略地位和目標定位，緊緊抓住改善生態環境質量這個核心，把生態環境保護置于綠色發展的主戰場、主陣地，堅決打贏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堅持方向不變、力度不減，突出精準、科學、依法治污，全面推動綠色發展，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綠色底色。生態環境保護為綠色發展注入新動能綠色發展是對傳統發展觀的根本性變革，也是徹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本質上要求把生態環境資源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把經濟增長限定在生態環境系統承載能力范圍之內，把生態環境保護作為經濟綠色轉型的重要驅動力，為生態環境保護提供導向標和指路燈。 生態環境問題是經濟系統的那些“劣幣”造成的，生態環境保護的任務就是要徹底清除那些“掙環境錢、獲污染利”的“劣幣”，徹底清除經濟系統中那些損害生態環境的“黑色增長”因素，為“良幣”的存在和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生態環境保護擔負著守護和建設“綠水青山”的歷史重任，我國多年來的實踐表明，生態環境保護不但不會影響經濟增長，而且能夠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條件，引導和倒逼傳統經濟綠色轉型，正向帶動經濟綠色增長，是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環保投資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 環保投資與普通投資一樣，具有乘數效應，對經濟增長發揮著短期和長期的促進作用。環保投資既可以改善生態環境，同時也能拉動經濟增長，具有一舉兩得的效果[1]?！笆濉逼陂g規劃的全社會環保投資將達17萬億元，特別是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全面實施，對經濟增長和就業形成了較大的拉動作用。據測算[2-3]，“大氣十條”實施5年累計直接投資約1.65萬億元，能夠拉動GDP累計增加2.06萬億元，投入產出比為1∶1.25；累計增加非農就業崗位約260萬個?！八畻l”實施預計總投資為4.6萬億元，可拉動GDP增長約5.7萬億元，投入產出比為1∶1.27；累計增加非農就業398萬人。“土十條”實施預計可拉動GDP增長約2.7萬億元，可新增就業人口200萬人以上，到2020年，預計可帶動環保產業新增產值約4500億元。 三大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了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和指標，設計了一系列污染治理、產業結構布局調整重大工程和措施，已經和即將帶來一輪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不但能夠從整體上改善生態環境質量，而且會拉動經濟增長，帶來顯著的經濟社會效益和健康效益。 環境保護標準倒逼工業結構升級 “波特假說”認為，環境規制一方面增加了企業的治污成本，另一方面可能激發企業的技術創新動力。研究表明，環境規制對工業化中期和后期階段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且對中期階段城市的促進作用更強[4]，對我國現階段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應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行業污染物排放標準是引領和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環境管理手段。行業污染物排放標準一方面對新發展工業項目起到引導和限制作用，有利于從源頭把好環境準入關；另一方面能引導和倒逼現有工業企業優勝劣汰，推動淘汰高耗低效的落后和過剩產能，促進工業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升級生產工藝、加快產品更新，降低能耗、物耗和污染物排放強度，推動工業結構優化升級（見表1）。 以鋼鐵行業為例，鋼鐵系列排放標準的實施，有力地支持了取締1.4億噸“地條鋼”和淘汰90米2以下燒結機、400米3以下高爐、80噸以下轉爐等工作。在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鋼鐵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不斷提升，如倒逼企業采用先進的無鉻鈍化工藝，提高了我國鋼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打破了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會員企業利潤總額從2012年的－6.73億元增加到2017年的1773億元，2017年全行業噸鋼平均利潤達411元，實現了環境、經濟效益雙贏。 總量減排為經濟增長騰出環境承載空間 實施總量減排，一方面通過工程減排措施削減污染物排放量，為新上項目騰出環境容量；另一方面，通過淘汰落后產能（結構減排），有利于從源頭減少污染物產生量，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正向推動經濟增長。“十一五”期間，我國實施COD和SO2兩項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十二五”期間，又將NOx和氨氮納入總量減排考核范圍。2015年與2010年相比，全國COD、SO2、氨氮、NOx排放總量分別下降12.9%、18.0%、13.0%和18.6%。“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產業結構優化明顯加快，能源消費增速放緩，資源性、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發展逐漸衰減，減排工作進一步推向深入，與2015年相比，2017年全國SO2、NOx、COD、氨氮排放量分別降低9.8%、7.7%、9.6%、7.5%。2019年，全國COD、SO2、NOx、氨氮排放總量同比分別下降3.2%、4.4%、3.5%、3.3%。 近年來，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環境空氣質量、水環境質量持續改善，海洋環境狀況穩中向好，土壤環境風險得到基本控制。2016—2019年，我國GDP年增長率保持在6.1%～6.9%。與此同時，我國的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與2015年相比，2019年全國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上升8.9個百分點，劣Ⅴ類斷面比例下降6.3個百分點；細顆粒物（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年均濃度下降23.1%，全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年均優良天數比率達到82%。由于加強污染防治工作，在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下降的同時，GDP仍然保持了強勁的增長態勢。 綠色消費拉動經濟綠色增長 環境標志是推進綠色消費的有效載體。實施環境標志制度，一方面推動以政府為主的綠色采購，促進綠色產品消費，從消費端拉動經濟綠色增長；另一方面，環境標志認證的綠色產品具有節能低碳屬性，產品消費客觀上能夠促進資源節約和污染減排。 經過20多年的發展，環境標志制度不斷嚴格認證標準，有力促進了VOCs、NOx、SO2等多種污染物減排，節約了能源資源，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目前，環境標志產品已涉及汽車、建材、紡織、電子、日化、家具、包裝等多個行業，共形成99大類產品標準，有4000多家企業、40多萬種型號的產品獲得了認證。自2006年環境標志產品進入政府采購清單，到2018年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規模達到了1647億元，占政府采購同類產品的81.5%。2008—2018年，環境標志產品的政府采購總規模已經達到11871.5億元。 環保產業為經濟綠色增長注入新活力 節能環保產業是典型的綠色低碳產業，可實現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的效果，是綠色發展的新動能[5]。隨著生態環境監管力度加大、環境標準提高，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逐年增加，在直接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帶動了環保產業發展，為經濟發展增添新動力。 “十二五”以來，我國環保產業年均增速26.9%，到2016年環保產業的銷售收入達到1.15萬億元，較上年增長19.8%，成為我國一個“萬億級”產業。據《中國環保產業發展分析報告（2019）》，2018年全國環保產業營業收入約16000億元，較2017年增長約18.2%，其中環境服務營業收入約9090億元，同比增長約20.4%。以第三方治理、環境管家服務等為核心的現代環境服務產業體系加速形成。 總體來看，我國環保產業不斷壯大，呈高速發展態勢，年增長率遠大于同期GDP年增長率。自2016年成為萬億元產業以來，環保產業營收總額占GDP比重基本保持在1.5%左右。 生態環境保護推動綠色發展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當前，我國尚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受制于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污染治理投資等因素綜合影響，未來我國生態環境承載壓力依然較大，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全面推動經濟綠色轉型尚需付出艱苦努力。隨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企業加快復工復產，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并行推進，各地許多停擺、蟄伏的產能和產品生產短時間內集中快速恢復性增長，將給生態環境帶來更大的反彈壓力。 生態環境根本好轉拐點遠未到來 以PM2.5為例，2019年“2＋26”城市、長三角地區41個城市的PM2.5平均濃度分別為57微克/米3、41微克/米3，同比分別下降1.7%、2.4%，而汾渭平原11個城市PM2.5平均濃度55微克/米3，同比上升1.9%。與《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 3095—2012）二級標準值（年平均濃度35微克/米3）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與發達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相比差距更大。 據《中國科學院院刊》相關研究[6]，我國基于常規監測指標的大氣環境質量拐點將出現在2020—2025年；實現從污染峰值到治理實現較好的、能夠讓公眾滿意的大氣環境質量要到2030—2035年；而考慮到VOCs、臭氧污染和氣候變化等新因素的質量拐點則要延遲到2040年前后。 總體來看，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到2035年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目標，仍然存在一系列制約因素：一是未來一段時期我國仍將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重型化特征顯著，諸如“工業圍城”“一鋼獨大”“一煤獨大”等現象比較普遍。2019年，全國第三產業比重達到53.9%，比2010年提高約9.7個百分點，但與發達國家先進水平相比（OECD國家2016年第三產業比重為69.68%），仍有較大差距。工業行業中化工、石化、建材、冶金等占比高達80%以上。二是能源效率仍然較低，煤炭消費總量居高不下。2010年以來我國能耗強度持續降低，世界經濟網報道，到2016年我國單位GDP能耗為3.7噸標準煤/萬美元，是2015年世界能耗強度平均水平的1.4倍，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2.1倍。中國工程院發布的研究成果顯示，我國2020年工業能耗達到峰值，但到2050年才能迎來能源消費的“拐點”。三是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城市生態環境壓力將顯著加大。據測算[7]，如果每年新增城鎮人口500萬人，每年需新增煤炭消費量32.273萬噸和用水量56730萬噸，產生污水52585萬噸、SO212540噸、NOx2235噸、煙粉塵25305噸和城市垃圾220.7萬噸。 此外，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資源和環境空間分異現象明顯。當前，東南沿海地區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化后期，傳統污染物排放已經達到拐點或越過峰值，且隨著現代經濟體系逐步完善，生態環境壓力持續緩解。中西部地區工業化水平較低，處于向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頂峰爬升階段。伴隨承接東部地區大量產業轉移，中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壓力可能進一步增大。此外，隨著城市工業向農村地區轉移，農村生態環境污染風險壓力可能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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